那是我入职后第一次参加教学竞赛选拔赛。教案写了二十多页，课件改了七八版，哪里停顿、哪里提问在脑子里过了好几遍。我觉得准备得挺充分了。

指导老师张老师听完试讲，没说好坏，只问了一句：“你的问题链在哪里？”

我愣住了。

那一刻我才发现，我以为自己讲得很“完整”，却只是把知识点一个接一个搬上讲台，从来没有认真想过：学生听到这里会产生什么疑问？下一个问题该怎么接？整堂课的认知路径是什么？“讲完就行”的惯性，在这一句追问面前露了馅。

后来我才明白，这样的时刻，才是思政课真正开始的地方。

从“讲完就行”到“设计问题”

被问住之后，我开始重做那堂课。不是改课件，而是推倒重来，先想清楚这堂课要解决学生心里的什么困惑，再倒推每个环节该问什么问题。

比如准备“更好端牢能源的饭碗”专题时，我找了几个学生聊天，发现他们真正困惑的是：新闻里天天说新能源，可为什么还有人说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？这个“过剩论”到底站不站得住脚？

围绕这个真问题，我设计了一串追问：中国新能源产能真的过剩了吗？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对世界意味着什么？美西方炒作“产能过剩论”目的何在？三个问题层层递进，课堂上学生的反应明显不一样了：有人点头，有人皱眉，有人直接举手追问。

我第一次在课堂上感受到，思政课不是我讲给学生听，而是我们一起把一个问题想明白。

赛场上的第二次被问住

带着这样的改变，我开始参加各级教学竞赛。从院级到校赛，再到省级比赛，每一次登台都紧张，但最让我难忘的不是获奖，而是又一次被问住。

那是一次省赛赛后答辩。评委老师听完整堂课，问我：“你设计的这个问题链，学生如果答不上来怎么办？你有没有预设过冷场的情况？”

我当时的回答很笼统，大意是“会引导学生思考”。下来之后越想越不踏实——我确实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。我设计了问题，却默认学生一定能跟上；我追求课堂的“流畅”，却回避了学生可能“卡壳”的真实状况。

于是，我在课堂上做了一个改变：遇到抛出的问题冷场，我会停下来，先听学生说他卡在哪里，再一起往下走。慢慢地我发现，学生“答不上来”的那个瞬间，往往正是他真正开始思考的瞬间。而我之前追求的那种“行云流水”的课堂，其实可能只是表面热闹。

备赛时反复打磨的问题设计、案例切入角度、学生互动方式，赛后我都会不自觉地带回日常课堂。赛场像一个高压实验室，把教学设计里的毛病逼出来；课堂则是长周期的试验田，让改好的设计真正落地。学生的真实反馈，又成为下一次改进的起点。来来回回，课就越上越扎实了。

被学生问住，是最好的时刻

后来，我在课堂上也开始被学生问住。

有一次讲“时政热点面对面”，一个学生站起来问了一个我没准备过的问题。当时脑子里快速搜索，发现确实没有现成答案。我没有硬圆，而是如实说：“这个问题我也没想透，咱们一起查查资料、讨论讨论。”

那堂课后面的讨论异常热烈。学生们发现，原来老师也有不懂的时候，原来思政课不是老师给标准答案，而是大家一起面对真问题。

从那以后，我越来越享受被学生问住的时刻。那意味着学生真的在听、真的在想，也意味着这堂课触碰到了他们真正关心的东西。思政课要“入脑入心”，靠的不是老师讲得多漂亮，而是有没有在学生心里激起真正的疑问和思考。

这些年参赛下来，我也慢慢学会了用做研究的眼光看教学。学生的认知断点在哪里、什么样的情境能激发探究欲、怎么判断一堂课是不是真的有效——这些问题和做科研时提假设、做论证、看反馈是一个路子。课堂就是我的实验室，每一轮教学设计都是一次实打实的探索。

被问住，是因为还在认真教

回望这几年，从院级到校赛再到省级，每一次登台都是一次“被审视”。第一次拿校级奖的时候，高兴是有的，但更多的是清醒——因为我知道，竞赛中最珍贵的不是那个证书，而是评委指出的“还可以更好”的地方，是同行课上让我眼前一亮的设计。

有人问我，思政课教师已经够忙了，为什么还要花时间参赛？我的回答是：因为参赛让我不敢懈怠。日常上课很容易陷入“讲完就行”的舒适区，而竞赛把你放到聚光灯下，逼你重新审视每一个环节。更重要的是，它让我一次次体验“被问住”，而每一次被问住，都是一次教学上的觉醒。

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。作为青年教师，我常提醒自己，参赛不是为了“赢”，而是为了对得起每一堂课、每一个学生。赛场终会落幕，但只要还在认真教书，就还会被问住——而被问住的那一刻，思政课才真正开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