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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文化人

【文化杂谈】《文心雕龙》的以玉论文德
2023-02-28 15:55 袁晓聪  光明日报

  刘勰《文心雕龙》历来被评为“体大思精”。当前对其与传统文化之关系问题,研究者历来多有关注。但是,从玉文化的角度进行考察者却是寥寥。在《文心雕龙》中多存在以美玉论说文章的现象。据统计,《文心雕龙》中和“玉”有关的词语有六十几处,所占篇幅约有三十五篇之多,超过总篇数三分之二。于此我们论其如何以美玉论文德,以见其批评特色。

  其一,刘勰常以美玉、圭璋为喻说明作者的“文德”。他以为有“德”者必有如美玉之“文”。如《原道》中他列举了儒家的一些经典如《易》《繇辞》《诗经》等简述了文质互胜的历史流变后,指出“至夫子继圣,独秀前哲,镕钧六经,必金声而玉振;雕琢情性,组织辞令,木铎起而千里应,席珍流而万世响,写天地之辉光,晓生民之耳目矣。”以金玉、雕琢等语辞高度赞扬了孔子的文德之美。刘勰亦曾多次用“圭璋”来形容比喻具有高贵品德的文人。如《风骨》中“情与气偕,辞共体并。文明以健,圭璋乃骋”,是说“文章之情辞朗丽而气体雅健者,则如持有圭璋美玉具备高贵品德的君子,乃可驰誉文坛也。”(詹锳《文心雕龙义证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9年版,1730页);又如《比兴》中“故金锡以喻明德,圭璋以譬秀民”,化引《诗经·卫风·淇奥》云“有匪君子,如金如锡,如圭如璧”、《诗经·大雅·卷阿》“颙颙卬卬,如圭如璋,令闻令望”,称君子文采风流,才学精如金锡,德行洁如圭璧。其《物色》“若夫圭璋挺其惠心,英华秀其清气,物色相召,人谁获安?”是说作为具有圭璋般才德的人,内心颖慧,英华秀气,在自然物色的感召下,怎么能不心动呢?《时序》“其文、史则有袁、殷之曹,孙、干之辈,虽才或浅深,圭璋足用”,则言袁宏、殷仲文、孙盛、干宝等人尽管在才学上各有浅深,但是也像玉器一样,堪称有德之文士。“圭璋”本是两种比较贵重的玉器,魏晋以前更侧重于道德意义上的用法。刘勰则多用来指称德才兼备之文士,虽然突出了“才”的重要性,但也比较侧重于道德意义,故用圭璋来表示品德高尚之人。刘勰以“圭璋”来对创作主体进行审美评价,同时也体现出对创作主体的审美期待。

  其二,刘勰曾多次以“符采相济”表达文质相美的“文德”理想。“符采”即玉的纹彩,取玉的花纹和玉合而为一之义。这是《文心雕龙》评论的关键词之一。如“文王患忧,《繇辞》炳耀;符采复隐,精义坚深”(《原道》);“夫文以行立,行以文传,四教所先,符采相济,迈德树声,莫不师圣”(《宗经》);“卫觊禅诰,符采炳耀,弗可加已”(《诏策》);“蔚彼风力,严此骨鲠。才锋峻立,符采克炳”(《风骨》)。诸如此类都是以“符采”论及文采和内质之关系。前辈学者将“符采”解释为“文质相副”确有道理,但是我们以为刘勰“符采”似更偏重于“文质彬彬”之义。“文质相副”和“文质彬彬”都包含了文质相合的审美期待和体验,但“文质相副”似只就作品而言,而“文质彬彬”则更能体现刘勰对创作主体及文学作品的“兼善并美”的期许。

  其三,刘勰还常以玉美喻作品“文德”及其生成问题。《论语·雍也》云:“质胜文则野,文胜质则史,文质彬彬,然后君子。”这句话本是侧重于君子人格修养的基本要求,但后世之人也将它阐释为孔子的文艺理论思想之一。刘勰即是较早将其上升至文学层面者。他认为“君子之文”需要“雕琢”,而不是“雕削”。《说文解字》云:“琱,治玉也。《释器》:‘玉谓之雕。’”又云:“琢,治玉也。《释器》:‘玉谓之琢,石谓之摩。’”“雕琢”本是治玉之术语,在《文心雕龙》中多被用到。如《原道》论及孔子编纂儒家经典之时,云“必金声而玉振,雕琢情性,组织辞令”;《体性》对初学创作的论述,曰“童子雕琢,必先雅制,沿根讨叶,思转自圆”。《情采》篇讲文章写作时,云“乃可谓雕琢其章,彬彬君子矣”。以上“雕琢”之用法均和儒家之“雅正”有一定的联系。“文质彬彬”既是正也是雅,是刘勰“君子之文”(文德)的最高审美理想。

  其四,刘氏还常用“雕玉”“雕削”来喻文德的修饰问题。《宗经》篇更是直言作文如雕玉,云“扬子比雕玉以作器,谓五经之含文”。此处引扬雄《法言》所说“玉不琢,玙璠不作器,言不文,典谟不作经。”(汪荣宝《法言义疏》,中华书局,1987年版,第221页)玙璠,即鲁之宝玉。扬雄是说玙璠不经雕琢,就不可能成为贵重的玉器,而《尧典》《舜典》《皋陶谟》《大禹谟》等的文辞不经过雕琢,也难以成为经典而广为流传。进一步来讲,“雕玉作器”似可以这样理解,即玉为典谟,而玉器为经书。既然典谟是玉,也就是说它本身已具有了玉质或玉德这样的特点,只是还需要雕琢才能成为玉质和玉采相副的玉器。由此可见,承载“君子之德”的“君子之文”应该有必要雕琢,这样才能成为经典而流传千载。刘勰引扬雄之“雕玉作器”之语来说明五经之文采,正体现了“德才”兼备的圣贤情怀。刘勰认为好的文章就像精美的玉器,不但有质感而且还有美感。质感,即玉质或玉德;美感,即玉纹或玉彩。在刘氏那里,雕琢不是雕削。如《物色》云:“故巧言切状,如印之印泥,不加雕削,而曲写毫芥。”《隐秀》亦云:“或有晦塞为深,虽奥非隐;雕削取巧,虽美非秀矣。”这两处“雕削”都有刻意修饰而使文章色彩过分绚丽的意思。而此点是不符合刘勰“秀”美的观念,他反对“为文造情”“淫丽而烦滥”。其实,这反映了刘勰的“文德”观。因为文之有“德”才需要雕琢,如果没有“德”再怎么雕削也是枉然。

  其五,刘勰论文德特点和要求时常以玉为喻。如《正纬》篇中,刘勰指出要明辨“纬书”之真假时云:“白鱼、赤乌之符,黄金、紫玉之瑞,事丰奇伟,辞富膏腴,无益经典,而有助文章。”以紫玉喻纬书文采的华美对写文章是有好处的;《辨骚》篇中,称《楚辞》“金相玉式,艳溢锱豪”,是说它的体式文采很美丽。而并没有用“金相玉质”。因“玉式”和“玉质”自是不同的两个概念,“玉式”偏重于体式,“玉质”则偏重于内质。可以说,在刘勰心中,《楚辞》之文还没有达到“玉质”的标准。所以又说“若能凭轼以倚《雅》《颂》,悬辔以驭楚篇,酌奇而不失其贞,玩华而不坠其实”,刘勰认为奇而贞、华而实的文章才能真正体现出“玉质”。又如《指瑕》“凡巧言易标,拙辞难隐,斯言之玷,实深白圭”“虽有俊才,谬则多谢。斯言一玷,千载弗化”等句均化引《诗经·大雅·抑》“白圭之玷,尚可磨也;斯言之玷,不可为也”来说明文章之“言”的谨慎性。另外,其《章句》云“篇之彪炳,章无疵也;章之明靡,句无玷也;句之清英,字不妄也”;《夸饰》云“倒海探珠,倾昆取琰。旷而不溢,奢而无玷”;《程器》云:“略观文士之疵:相如窃妻而受金,……诸如此类,并文士之瑕累。”也是以玉为喻说明语言不要过分夸张而悖于事理,这样才没有瑕疵。同时,刘勰认为虽然文士多有缺点,也承认“自非上哲,难以求备”,但还是要修养文德,“瞻彼前修,有懿文德”。“德才兼备”是刘勰对理想的创作主体的审美定位。

  除以上几种以玉论文德的情形外,刘氏《文心雕龙》中还有以“声转于吻,玲玲如振玉;辞靡于耳,累累如贯珠”“古之佩玉,左宫右徵,以节其步,声不失序,音以律文,其可忽哉”(《声律》)来喻声韵协调之境界及重要;以“品藻玄黄,摛振金玉,献可替否,以裁厥中”谈“缀思之恒数”(《附会》);以“理圆事密,联璧其章。迭用奇偶,节以杂佩”“玉润双流,如彼珩佩”(《丽辞》)来说明丽辞之贵之美。以“落落之石,或乱乎玉;碌之玉,时似乎石”(《总术》)说明练词和研术同样重要,不可偏废;以“麟凤与麏雉悬绝,珠玉与砾石超殊”“魏民以夜光为怪石,宋客以燕砾为宝珠”(《知音》)等说明文章微妙、情理难以精准鉴别。刘氏以玉论文既是传统玉文化的渗透与影响,体现出传统玉文化对文章审美理论的影响,也是魏晋时期“以玉论文”思想的艺术表达。玉因为其温润的触感,美丽的光泽以及坚硬的质地等,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,对玉的崇拜文化经历了从神灵到人格的发展过程,至刘勰被进一步运用到文学审美理论中。

  作者:袁晓聪,系运城学院中文系副教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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